嘉庆三年(1788)孙氏岱南阁刊巾箱本十卷，每条先列李氏《集解》，后列王弼注，又自采汉儒说附于后，补李氏所不及固。同年又有吴县周孝垓校刊，姑苏喜墨斋张遇尧局镌本。该本题《周易集解》，共十七卷，卷首李氏自序“一十卷”改作“一十八卷”。

　　张海鹏于清嘉庆十年(1805)刊照旷阁《学津讨原》本，该年夏六月跋称：“余初就汲古本校梓，继得兰陵孙观察本，又心葵吴君处假雅雨堂卢氏本，互为参订。……今从卢本，仍刻八十五卷。”

　　清代又有《古经解汇函》重刻卢氏本。嘉庆丙子(1816)张绍仁校宋本，在该年季冬记称：“此《易传》李氏集解十卷，次第虽不缪于古本，但其中之舛错脱讹，几不可读。黄尧翁近从海宁陈君仲鱼(陈鳇)借来汲古阁毛褒华伯影宋大字本，余因从尧翁转假以校此本。影宋后有王氏略例，胡刻所无，别校于程荣本。”

　　《周易集解》刊刻次数众多，版本情况复杂，这为我们校雠整理该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学者们的刊刻及序跋记文更充分显示了该书应有地位和作用。

　　二、李鼎祚的编纂之功

　　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编纂方法特别精到，其中也反映出许多思想内涵，方法的得体深深影响了后人。

　　(一)虞、荀为主，汇聚众家

　　李鼎祚在编纂《周易集解》一书时主要以汇集各家《易》说为主，在适当的地方加入自己的一些意见。其收集之广，在《易》学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李氏自序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中兴书目》实考察出三十二家：“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瓛、何妥、崔憬、沈膦士、氏、崔觐、孔颖达等凡三十余家，附以《九家易》、《乾凿度》凡十七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同此。明朱睦（木+挈）为《周易集解》作序，又增加伏曼容、焦赣二家够。清朱彝尊著《经义考》虽引有朱序，却在《中兴书目》基础之上考出伏曼容、姚规、朱仰之、彭城蔡景君四家，在《李氏周易集解跋》中又列出张伦一家。至此，除重伏曼容一家，共考出三十八家。最近，潘雨廷考出孔安国、延叔坚两家。刘玉建考出《易轨》一家，并将所考各家以表列出。这样，全书包括李氏本人的注解在内，共有四十二家之多。

　　与其他集解著作相比，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在编纂上又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他不以本人的注解为主。“计全书共集《易》注二千七百余节”，而李氏所加案语一百零八节而已，约占全书《易》注的5％还弱。这充分体现出李鼎祚汇聚众家，以集解为席的编纂特色。

　　与许多集解著作以自己的评论判断为主轴不同，《周易集解》所录《易》注以虞翻、荀爽为最多，而虞氏之注“独多近一千三百节”，约占全书《易》注的50％，荀氏之注“三百余节”，约占ll％。二家《易》注所占比例如此之重，自然成为全书的核心和主轴。柯劭忞称：“李鼎祚《周易集解》，撰集汉魏以来诸家《易》说，惟采虞氏义最详，几得原书十之七八。故纳甲十二辟卦、旁通之卦、两象《易》之说，尚可寻其门径。”此说是可以信据的。

　　(二)博采众长，不执己意

　　在集辑编录中，李鼎祚不是取一舍一，也不是以己之意而横加断说。他以更宽宏的态度广纳众说，即使互有矛盾之处，也适当保留。这就是不执己意的作风。乾隆六十年(1795)卢文弨为李富孙所辑《李氏易解剩义》作序，称：“李氏(鼎祚)之为此书，未尝执己之意，以决择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异同之说，往往并载不遗。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说：苋陆，二菜也。又引虞翻说，谓苋，说也。陆，和睦也。‘既济》之榆，虞翻谓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类，不可以遍举。又如《小过·彖辞》引虞翻说，离为飞鸟，震为音，以‘或指卦象二阳在内，四阴在外，有似飞鸟之象’为俗说矣，乃至《彖传》又引宋衷说，则固虞翻之所斥为俗说者，而亦具载之。若必为一家之言，则所取者转狭，而己之所非，安知不为人之所是？设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复传于后世，岂不大可惜乎？”

　　《小过卦》艮下震上，虞翻认为：“俗说或以卦象二阳在内，四阴在外，有似飞鸟之象，妄矣。”他的主张是：“离为‘飞鸟’，震为‘音’，艮为止。《晋》上之三，离去震在，鸟飞而音止，故‘飞鸟遗之音’。上阴乘阳，故‘不宜上’，下阴顺阳，故‘宜下大吉’。”按虞翻的解说，《晋》为《乾》宫游魂卦，《小过》由《晋》而来。《晋》坤下离上，《说卦》“离为雉”，所以有“离为飞鸟”之说。《小过》内卦为震，《说卦》“震善鸣”，故“震为音”。《说卦》“艮以止之”，“艮，止也”，故“艮为止”。六五以柔乘刚，于义为逆，故“不宜上”。六二承九三，是以阴承阳，于义为顺，故“宜下大吉”。可见他的取象并不是卦画之象，而是源于《说卦》之象，《小过卦》本身不能说明问题时，他便根据京房八宫卦说来引申推导，迂回曲折地从《说卦》引导出卦辞、爻辞所列的物象。李鼎祚于卦辞的解说下引用了虞翻的解说，不过，在《彖辞》下，他又引用虞翻所谓的“俗说”：“宋衷曰：二阳在内，上下各阴，有似飞鸟舒翮之角，故曰‘飞鸟’。”宋衷之解恰是虞翻所反对的，李道平直言不讳，说：“此即虞君所谓‘俗说’。”李鼎祚于此是不是疏忽呢？看来不是。其一，于虞翻之解不删其评“俗说”之语，又在相近处引用这种“俗说”，这是极易察觉的重复和矛盾，一般学者都可以意识到。其二，李氏著作较为精练，全书引述有四十多家，并无繁杂之感，以其整体建构看，这也不是疏忽所能说明的。因此。我们认为李鼎祚于此是有意安排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比较客观地看待各家之说，无门户之见。而以理是从。另一方面，虞翻所批评的“俗说”恰好简洁明了，符合《周易》本身，有理有据，而虞氏本人所解则牵强附会，有穿凿之弊。无疑李鼎祚在主象数时，又力图去其无端的穿凿。后来朱熹作《周易本义》即采用了“俗说”，称：“卦体内实外虚，如鸟之飞。”清《御撰周易折中》亦从之。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