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祚在注解中所表现出的批判精神更显示出他编纂《周易集解》在搜集诸家之时不废己意的一面。《集解》中引述虞翻的解释最多，足见李鼎祚对虞氏《易》学的推崇，但他对于虞翻的解释并未盲目信从，对其穿凿不当之处也有所纠正。如《中孚》“豚鱼吉”，李鼎祚采用了升降说：“坎为豕，讼四降初，折坎称豚。初阴升四，体巽为鱼。中，二。孚，信也。谓二变应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鱼，吉矣。虞氏以三至上体遁，便以豚鱼为遁鱼。虽生曲象之异见，乃失化邦之中信也。”这里以义理为第一，而以象为其次，象不及义，并不可取。李道平解释说：’李氏以为曲象，失化邦之中信，故不取也。”又如惠栋将李鼎祚对“七日来复”的解说与郑玄之注混为一谈，陈寿熊批驳说：“按李氏以坤六爻、震一爻说七日，虽亦引卦气，而与郑义异，不宜通为一条。”可见李氏也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李氏独到精深的认识也得到他人的肯定，如《经义考》卷14崔憬《周易探玄》条即引述他对崔氏《探玄》的评价。

　　对于如何理解《周易》中的圣人之道，李鼎祚指出：“圣人之言连环可解，约文申义，须穷指归。”他注意到了《周易》文字含义前后连贯，思想具有一致性的特征，要求解说《周易》时注意这种一以贯之的思想，而不是割裂字段，随文释义。他批评崔憬说：“崔氏《探玄》，病诸先达，及乎自料，未免小疵。既将八卦阴阳，以配五十之数，余其天一地四，无所禀承，而云‘八卦之外，在衍之所不管’者，斯乃谈何容易哉！”崔觐以王弼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未释五十从何而来，认为此乃臆度之言，非有实据。但是崔觐自己在八卦阴阳配五十之数时留下的天一地四两数的处理上与“先达”王弼有相同的毛病，均未说明其缘由。李鼎祚认为这就是一病，而病根就在于缺乏前后文联系，从思想的连贯性上去看待圣人之意。他认为：“此章云‘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是结‘大衍’之前义也。即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即将五合之数配属五行也，故云‘大衍之数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更减一以交五，备设六爻之位，蓍卦两兼，终极天地五十五之数也。自然穷理尽性，神妙无方，藏往知来，以前民用，斯之谓矣。”李鼎祚之义是“大衍之数五十”并不是孤立的，后文所言“天数五地数五”至“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就是来说明它的，将二者割裂不恰当。

　　《乾》上九爻李氏注：“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汤有惭德，斯类是也。”这是说贤君有阳刚之德，但不可过刚，过刚就会招致悔恨。同样讲“亢龙有悔”，在《文言》中李氏又解释说：“此当桀纣失位之时，亢极骄盈，故致悔恨，穷毙之灾祸也。”这又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问题，那就是不肖之君而有阳刚之德，更不可以过刚，否则就会导致灾害。一正一反，均以人事将其含义合理地表达出来，起到了互补的作用。《文言》“知存而不知亡”也因“亢”而发。李氏解释说：“此论人君骄盈过亢，必有丧亡。若殷纣招牧野之灾，太康遘洛水之怨，即其类矣。”李鼎祚在此处无疑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而将重点放在了“骄盈”之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李鼎祚始终将《周易》看做一个前后连贯的整体，在注解中总以一以贯之的思想去理解它。

　　李鼎祚发挥义理颇为独到，如释“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他解释说：“此当三皇五帝礼让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以三皇五帝垂拱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来阐释，既有儒家内圣外王的情怀，又满足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心理，解释贴切，蕴味颇深。说它带有道家思想是有据可依的。《乾·文言》“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是对“乾元用九”这种至高境界的一种阐释，李鼎祚则解释说：“此则‘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大宝圣君，若能用九天德者，垂拱无为，刍狗万物，‘生而不有，功成不居’，‘百姓日用而不知’，岂荷生成之德者也。此则三皇五帝，乃圣乃神，保合太和，而天下自治矣。今夫子《文言》再称‘圣人’者，叹美用九之君，能‘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大明终始，万国咸宁，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斯即‘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是其义也。”李鼎祚首先声明此处与前释的一致性，接着他为了有效地说明这种境界，引用了《老子》、《周易·．系辞》等文。《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就是所谓的“刍狗万物”，讲任其自然。又“生而不有，功成不居”则是明引《老子》之文。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保和太和”出自《周易·乾·文言》的引文。“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乃《论语·子张》中文。无疑，李鼎祚在这里以道释儒，儒道合流。为了说明问题，他还从反面加以论说，称：“三王五伯揖让风颓，专恃干戈递相征伐。失正忘退，其徒实繁，略举宏纲，断可知矣。”这又与他对“亢龙有悔”的解释联系了起来。所以李道平疏说：“盖以亢阳为害，因举圣人以为宏纲，而进退存亡不失其正之道，从可识也。”

　　四、李鼎祚《周易集解》与时代风尚

　　李鼎祚编纂《周易集解》正处于唐中后期，唐诗、科举的兴盛，《五经正义》的编修，使经学处于衰弱之际。在《易》学上，王弼、韩康伯玄学义理《易》独统天下，两汉象数《易》学几成绝微之热。《周易集解》的编纂与当时经学上少许学者的动向有相近之处，成为经学复兴、时代反动的一个表征，从历史的大背景中仍可看出其更富深意的一面。

　　(一)经学衰弱

　　南北朝时，经学出现分野，“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固。自隋统一天下之后，经学也开始走向统一。唐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为统一儒学，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642)《五经正义》修订完成，中再经修改重订，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此后，《五经正义》的经文、训诂、义疏被规定成为当时惟一的标准，不能有所出入，一字一义不合《正义》，就被斥为“异端邪说”，经学发展受到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