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保存圣贤遗旨，由此考见古《易》的角度考虑，宋计用章《周易集解序》称：“古之能事，亡逸者多矣，后或有惜之者。况此书圣贤之遗旨所存乎？”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2《李氏周易集解跋》：“由唐以前《易》义多轶不传，藉此犹存百一，宜西亭宗正(朱睦（木+挈）)犹之亟以开雕。”《四库全书总目》卷l《周易集解提要》亦称：“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校雠家们对此更有深刻认识。卢文弨说：“汉儒解《易》之书至多今皆不可得见，唯唐资州李氏所著《易》传集解中采取三十余家，后之学者犹得以见其崖略。”卢见曾《周易集解序》也说：“自孔颖达奉诏为《五经正义》，《易》用王氏，而两汉之学亡矣。今幸李氏《易》传尚存。”张海鹏则称：“其解卦异者，家世变正，时来旁通，无义不备。汉人解画卦之宗旨，赖以犹存，诚可宝也。”

　　归有光对二者均有认识：“唐贞观间始，命诸儒粹章句为义疏，定为一是，于是前世儒者仅存之书，皆不复传。如李氏《易解》后人仅于此见古人传注之一二。”皮锡瑞研究经学历史，同样指出：“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义，后人得以窥汉《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赖有此书。”

　　如果说宋元人主要是仿效《周易集解》在编撰《易》注的话，那么清代学者则是以补辑和分析众家之注来进一步利用《周易集解》一书研究汉《易》。其中有名的如惠栋《易汉学》、《周易述》以辑补汉《易》为主，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以专研虞翻《易》学为中心。而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更充分利用原书，对汉魏《易》学作了一次全面梳理。林庆炳还对《周易集解》作补笺，成《周易集解补笺》一书，于光绪15年(1889)刻印。

　　三、集解为本，不废己意

　　李鼎祚在编纂方式上以集解为主，博采众长，不执己意，但这并不能表明李氏就没有自己的《易》学观点。事实上，李鼎祚也在适当的位置用各种方式将它表述出来。

　　首先在编纂方法上已体现出李氏的《易》学观。李鼎祚认为自孔子而后，《周易》传注百家，“唯王、郑相沿，颇行于近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王弼为首的义理《易》学与郑玄为代表的象数《易》学并没有孰轻孰重及优劣之别。不过，“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则折杨黄华，嗑然而笑。方以类聚，其在兹乎”哪。象数深微曲折，义理浅近易懂，所以人们避难就易，舍象数而义理是务，出现孔颖达《正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正是如此，李氏要“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即所著《集解》以象数为主，适当采集义理之学。从《集解》一书看，全书2700余节，其中虞翻近1300节，荀爽300余节，而王弼57节、韩康伯58节、孔颖达53节，三家总共168节，只相当于荀爽一家之半略强。所以，李鼎祚在编纂中虽有义理、象数并重的观念，但其以象数为宗的编纂宗旨并没有改变。

　　从李鼎祚自己的注解上看，他多以象数作解，但又不废弃义理。于象数《易》学，李鼎祚采用了卦变、互体、升降、卦象、卦气等说。如《需》六四之解用互体说：“六四体坎，坎为云，又为血卦，‘血’以喻阴，阴体卑弱，宜顺从阳，故曰‘需于血’。”《屯·彖》的解释则以卦变及升降为说。他首先引荀爽之言：“物难在始生，此本坎卦也。”随后加以案语：“案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是‘刚柔始交’也。交则成震，震为‘动’也，上有坎，是‘动乎险中’也。动则物通而得正，故曰‘动乎险中，大亨贞’也。”初六以阴而升二，九二以阳降初，是阴升阳降。《临卦》为十二消息卦之一，李氏在《临·彖》的解说中就以卦气作解：“《临》，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历八月则《否》也。否则‘天地不交，万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斯之谓也。”至于李鼎祚以卦象、爻象及物象等解说《周易》的地方更多，此不赘举。

　　于义理之学，李鼎祚有继承也有发展。这一点对于长期认为李鼎祚专崇象数的传统来讲是应当特别受到重视的。他在《师》初六爻中以失位为说，予《履》六三《小象》谈应、《讼》卦辞主卦主说等等均是基本的义理之学。对王弼总结的义例，李氏也多有赞同，称：“王氏《略例》得失相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仍附经末，式广未闻。”李鼎祚还在郑玄、干宝等《易》学家以史证《易》的基础上有所进展，如《师》六五爻注称：“六五居尊失位，在师之时，盖由殷纣而被武王禽于鹿台之类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猎。六五离爻体坤，离为戈兵，田猎行师之象也。”这里以殷纣与武王的史事论证六五爻所包含的义理，实与李光、杨万里的解说接近。在李唐儒释道三教盛行，尤重道家思想之时，李鼎祚本人从小敦尚玄学，在《集解》中便存在融会老、庄，承袭王弼、韩康伯的解经方式。李氏自序称：“臣少慕玄风，游心坟籍。”坟籍之中，老、庄之书占据重要位置。又称：“各列名义，共契玄宗。”随时以探秘索隐为务。他认为《易》之微妙实与道家之论相当，《易》有“虚室生白，吉祥至止，坐忘遗照”之妙用。《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禅止止。”《大宗师》：“颜回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又“坐忘遗照”实出自韩康伯《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的注语。这些正是李氏追慕玄学的表征。李鼎祚用《庄子》之文，道家思想之极至来形容《易》之精妙，是以《周易》之妙与老、庄学说之至境相通。不过，在二者的分别上，他又以儒为宗，强调了《周易》的首尊地位。他说：“原夫权舆三教，钤键九流，(《周易》)实开国承家修身之正术也。”李道平诠释说：“谓《易》足以始三教而管九流也。”尽管如此，李鼎祚对玄理道学尤所留心，甚至对《集解》一书不便发挥之理，他也不轻易放过，更著《索隐》一书，以畅其言。称：“至于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遗憾的是，该书没有传承下来，就连诸家书目也未见著录，其内容自然不得而知。在注解中除直接征引王弼、韩康伯的玄学《易》外，李氏也引用老、庄之说作解。如《师》卦辞：“此《彖》云‘师，众。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观之，则知夫为王者，必大人也，岂以丈人而为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行师乎？以斯而论，《子夏传》作‘大人’是也。今王氏(弼)曲解大人为丈人，臆云‘严庄(即扬雄之师严君平)之称’，学不师古，匪说修闻。既误讳于经旨，辄改正作‘大人’明矣。”李鼎祚批评王弼附会老庄之说，却引《老子》为证，融会《易》、《老》之实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