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经正义》进行深入贯彻是当时的科举制度。唐政府采取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其中经学发展最受影响的是明经科。从《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来看，当时明经科考试的主要内容有“帖文”和“口试，问大义十条”两项。“帖文”又称“帖经”，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要求举子填写出一段经文中被覆盖的一行或几个字。这种方式完全需要应举者有良好的记忆能力，只要记得牢，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僵化死板不言而喻。口试大义主要由考官当面访问考生经书大义，后来又发展成为“墨义”，即以书面形式作答。考察评判考生回答的优良程度是以官方编写认可的经文注解，尤其是孔颖达等编纂的《五经正义》为标准的，它要求考生照章一字不改地回答。因此，口试、墨义同样是对考生记忆能力的大检验，完全扼杀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由此被社会上有学之士轻视。

　　与明经科相比，进士科则长盛不衰。明经科只需熟读默记经传及其注释即可中式，进士科重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而录取的名额，明经又远比进士为多，所以进士科比明科困难许多，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唐众科之中，最贵进士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诗赋的兴盛使经学相形见绌，走向衰微。

　　在经学衰微的年代里出现与众不同，有所创意的新作，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新唐书》卷200：“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苣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朱彝尊以“独未及鼎祚”为憾，已将李鼎祚《周易集解》与之并为一类。唐代经学的转变犹以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为重，将李鼎祚与他们并列，也就认可了李氏在《易》学上具有开一代新风的含义。全祖望对此更有深刻认识，他曾考究唐五代时的《易》学成就，将李氏《集解》别列一派，又以保存文献之功而倍加重视。《鲒埼亭集外编》卷23《周易义序》称：“唐人经学最草草，见于史者不过数家，《易》只推蔡广成一人。广成所着《启源》十卷，《外义》三卷，明人《一斋书目》尚列之，而予未之见。其余则阴洪道、陆希声、东乡助、高定诸家，恐皆无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辑三十六家之绪言，在唐人说《易》，别为一派。其余则郭京、邢瓙之书，然则文徵《易义》足备正义以后之一种，不可听其无传也。五代则蒲乾贯有《易》学，亦谈象数者。总之关、洛以前，儒林寥略，苟有传者，皆当存之，以备时代，不当苛论于其间。”在《唐经师从祀议》一文中，全氏更对唐代经学作了全面考察，深入细微，足资参考。其言曰：“唐之经学可谓衰矣，初年尚有河汾教育之余风，能以经术立言，自后诗赋日盛，而经学之衰，日复一日，稍有讲明其际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壶挽末俗。然使无此数人，则经学将遂为哑钟，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学派也。……其三百年中有为兼通五经之学者，陆氏而后曰褚无量，曰马怀素，曰王元感，曰元行冲，专门名家之学《三礼》则魏文贞公征，其后有成伯玙，《易》则李鼎祚、蔡广成，《春秋》则啖助、赵匡，《诗》则施士丐，斯数人者，犹能守先圣之绪言以传之后，虽其言未必醇，而不为无功于经言乎。……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赵氏其书尚存，多为后学所采，则亦不可泯其劳矣。”在经学衰微的时代里，少数学者识别精明，眼光深邃，在困难的环境中将经学不断推向前进，他们在经学史上承上启下，其作用自当另眼相待。全祖望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仅再次将李鼎祚列入啖助、赵匡等开一代学术新风的学者之列，更有力地说明他们在经学发展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以此看待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方为深切透辟。

　　(二)象数《易》学式微

　　唐初孔颖达修撰《周易正义》，他舍弃了两汉象数《易》学，而以王弼、韩康伯的玄学《易》为基础，再加诠释，在官方势力的影响下，一时义理《易》学独揽天下，习学象数《易》学者寥寥无几。宋人赵师秀(紫芝)就有“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之句。《四库全书总目》卷l《周易正义提要》更评论说：“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然而“《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义理《易》学一枝独秀，而舍弃两汉象数《易》学的成果，不免精华与糟粕不辨而有所偏颇。李鼎祚看到了学术上的缺陷，认为象数、义理均含《易》道，不应有所偏滞。在义理《易》学横行的时代，他矫枉难免过正，《周易》集解更多地以象数《易》学的面目出现。《四库全书总目》卷3《周易窥余提要》称：“自唐人以王弼注定为《正义》，于是学《易》者专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义，博采诸家，以为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而当时经生不能尽从其学。”看来，李鼎祚的努力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在象数《易》学式微的情况下，李鼎祚敢于独树异旗，别为一派，逆时而动。这看似违背《易》学发展的事，却恰恰推动了《易》学向前发展，人们可以再次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象数、义理两大派，各取所长，综合提高。李鼎祚的努力无疑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其《集解》自然独树新风。

　　五、结论

　　李鼎祚与《周易集解》甲已广为人知，但真正知晓其人生平事迹，其书篇卷流传情况的人却寥寥元几。孟子讲知人论世，从李鼎祚的生平及其书的刊刻流传中更能加深人们对《周易集解》一书的认识。李鼎祚在编纂方法上以集解为主，收录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四十二家《易》注，而以虞翻、荀爽之注为主轴，博采众长，不执己意任意去取。保存了汉魏至隋唐时期一些重要的《易》注，为清人复兴汉代《易》学提供了最原始最可靠的素材。李鼎祚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所创新的颇富新意、优点突出的编纂方法引来房审权、李衡、程颐等人的效仿，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李鼎祚在编纂《集解》时虽以集解为本，但他仍以多种方式表述了自己的《易》学观点。他义理、象数兼重，而尤以补辑象数《易》为己任，将编纂工作做得十分完美。就是在义理上，李鼎祚也有独特的表现，他在王弼、韩康伯的路上继续融合《易》、《老》，在郑玄、干宝等以史证《易》的基础上也有所进步。李鼎祚所提出的“圣人之言连环可解。约文申义，须穷指归”，对整体系统地把握儒家经典的深刻内涵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