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序卦》双出，所辑不同

　　《周易》十翼之一的《序卦》是讲求六十四卦卦序排列的，经过它的论述，将六十四卦组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排除了随意无序的浅近，赋予了经典更深的内涵。既然六十四卦是有序排列，何先何后各有原因，因此在注解每一卦时将《序卦》分散于各卦之前，无疑更能帮助理解《易经》的整体性、系统性。李鼎祚在纂辑《周易集解》时便考虑到了这一点。宋代理学大师程颐对此十分欣赏，在《伊川易传》中沿袭了这一编纂方法。《读易举要》卷4：“崇政殿说书伊川先生河南程颐正叔撰《易传》，止解六十四卦，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盖李鼎祚《集解》亦然。”在两部著名的《易》著的影响和带动下，后世编纂者多沿袭不变。李鼎祚无疑是有创见的。

　　《序卦》分散于六十四卦之前，环环紧扣本是散布的六十四卦，但它削减了《序卦》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自然顾此失彼。为此，李鼎祚不避重复芜杂之嫌，在卷后又将《序卦》单独列出，其魄力确值得钦佩。与程颐《伊川易传》没有将《序卦》完整单独地列在一起相比，李鼎祚的做法自然技高一筹。更为有意义的是李鼎祚对两篇《序卦》集注并不相同，这种方式不仅更多地保存了古注，而且减轻了重复芜杂的成分。

　　(四)编纂方式新颖，开启后人经书集解的编纂

　　李鼎祚编集《周易集解》是《易》学编著上的一次创新。他以虞、荀二家为主，罗列众家，简而有要，并无繁称博引、卷帙庞大的毛病，可以说编纂方式是十分完美的。李氏在编纂体例上先列经文，次引诸家注解，一般每条称引一至二家，以避繁芜。李氏自己的注解不多，均以“按”字标出，往往附于众家解说之后。这种在认同前儒注解基础上表述自己《易》学观的编著方式，避免了有意异于人而强作新解之难、之嫌，对于那些态度严谨的学者来说，无疑是最恰当贴切的纂著方式。李鼎祚的编纂方法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同时开启了后人经书编纂的新路，尤其是后人编纂《周易》经解时多有仿效。

　　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今古文经学，打破了两汉经学门户之见，于是兼采诸家之长的集解注释方式应运而生。如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等等均是。这种方式在《易》学上并不太明显。孔颖达《周易正义》中引诸家之说的并不多，以至于“诠释文句，多用空言”。尽管如此，李鼎祚《周易集解》的编纂方法多少是从这里承继而来的。据《崇文总目》记载，阴颢有志于治《易》，阴弘道承其业，“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说，参定其长，合七十二篇”，著成《周易新传疏》十卷，《崇文总目》称其“于《易》有助”。阴弘道。史书无传，《旧唐书·傅仁均传》称“贞观初，有益州人阴弘道”，可知他是唐初人。《新唐书·艺文志·艺类》称：“颢子，临涣令。”阴弘道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易》学而参定其长，著成新书，本身就是一种集解体注释方式，也可看出他在《易》学上喜好两汉象数《易》学，至少不独遵王弼的义理《易》学。这与当时王弼《易》学独行的时代风气颇为不同。李鼎祚与阴弘道同为蜀人，所著《周易集解》博引众家，特别推崇象数《易》学，无疑受到阴弘道《周易新传疏》的启示。

　　阴弘道之书很快就佚失了，而李鼎祚之书则长期流存，影响渐增。后人对他的编纂方式很感兴趣，于是仿效编著《周易》注解者也不乏其书。同为蜀人的房审权编著《周易义海》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部。《鲒埼亭集外编》卷23《高氏春秋义宗序》称：“诸经笺故既多，必有集大成者出而摭拾之，《周易》则李鼎祚、房审权。”四库馆臣则称：“自唐以来，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汉后三十五家之说，略称该备，继之者审权《义海》而已。”

　　房审权，宋熙宁年间蜀人。他“病谈《易》诸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乃斥去杂学异说，摘取专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郑元，下迄王安石编为一集，仍以孔颖达正义冠之。其有异同疑似，则各加评议，附之篇末”。李鼎祚重象数，房审权则重义理，胡一桂称：“《义海》专明人事，则象数之学必非所备矣。”焦竑也说：“主理莫备于房审权，主象莫备于李鼎祚。”其编纂形式与《周易集解》相去不远，只是篇帙相形之下过于重大。正因为如此，李衡对其书作了改编，“经、《系辞》、《说卦》、《序》、《杂》，《集解》凡五，始以家名者百，公(李衡)略其半；以卷计亦百，今十有一。第十二卷《杂论》一，是又创于公手，以补房生之阙者”。李衡又增益了房氏之后所出伊川程颐、东坡苏轼、汉上朱震、龚原四家之说，最终撰成《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撮要》继承了《集解》简要的特点从而在流传中取得了优秀。宋末元初著名易学家俞琰已称：“房氏百卷之书，则未之见也。”至元修《宋史·艺文志》，已不再登录房氏《义海》一书。胡一桂说：“今《宋志》载《撮要》而不登房生百卷，使湮没无传，亦可惜哉！”

　　《周易义海》而后，陈李衡《撮要》之外，冯椅《厚斋易学》也是此类著作。“其蒐采亦颇博洽。如王安石、张汝明、张弼、李椿年、李元量、李舜臣、闻邱昕、毛璞、冯时行、兰廷瑞诸家，其全书今皆不传，尚籍是以存梗概”。此外元董真卿《周易会通》乃至明《周易大全》等更是如此。明代好抄撮诸家之书编成一书，在《易》著上同样如此。虽其态度不如前人严谨，但编纂方式多少继承了李鼎祚。《四部丛刊》本《牧斋有学集》卷38《复方密之馆文》即称：“若夫古今学《易》者精微之旨，无过于王辅嗣、韩康伯之流，宋人一往抹杀则过也。纂集之家远则李鼎祚，近则俞琰、熊过，近代之谈《易》者自李卓吾、管东翁之外，时未免为时人讲章兔园册子。”在心学盛行之时，纂集之作也有一席之地。至清代，《周易折中》之类的《易》著，也不免有《周易集解》的气息在里面。清李富孙甚至以诸家之说，未采入集解者尚多，于是查阅群书，搜集遗文剩义，著成《李氏易解剩义》三卷，以补李鼎祚之未及。

　　(五)保存文献之功值得称道

　　《周易集解》保存了汉魏至隋唐时期的《易》注，成为了解研究这一段历史时期《易》学发展状况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历代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李鼎祚保存文献的功劳倍加称赞。首先，从古代《易》学著作的存佚角度看问题，晁公武便对当时所存《易》注加以分析统计，《郡斋读书志》卷1：“《隋书·经籍志》所录《易》类六十九部，予今所有五部而已。关朗《易》不载于目，《乾凿度》自是纬书，焦赣《易林》又属卜筮，子夏书或云张弧伪为。然则《隋志》所录，舍王弼书，皆未得见也。独鼎祚所集诸家之说，时可见其大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均采此说。《四库全书总目》卷1《周易口诀义提要》又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加以审视：“唐以前解《易》之书。《子夏传》既属伪撰，王应麟所辑郑玄注、姚士粦所辑陆绩注，亦非完书，其实存于今者，京房、王弼、孔颖达、李鼎祚四家，及此书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宝重也。”